明清商洛大移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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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时商於为长安近辅,地望雄踞,“其择用郡守,皆尚书名郎暨诸寺少列(用今天的话讲,即就是朝廷各重要机关准备提拔使用的“第三梯队”),入拜中丞、谏议者往往有之。”但是,“自唐风不竞,鼎入于梁(指公元907年朱温代唐自立,国号曰“梁”),长安废为列藩,商於化为小郡,轺东罕至,传舍孔卑,古驿无余,……(商州之名)世莫得而闻也”(宋·王禹偁《〈商於驿记〉后序》语)。特别是宋、元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南趋,商州已沦为一个凋敝落后的山区。北宋诗人张舜民因坐元佑党,被贬为楚州团练副史,而于商州安置。他在《度秦岭》一诗写道:“终夜听猿啼,白昼履虎迹”,可见商州其时的荒芜和僻陋。

  而到了明中叶和清前期,这个山区的经济面貌因汉丹漕运的再度兴起和几次大的移民潮的影响,在一段时期里发生了相当迅速而又巨大的变化。当时,不仅广阔的老林和大量的荒地得到了开垦,更引人注目的是,商洛山区还涌现出龙驹寨、漫川关、凤凰镇、云盖寺、石门镇等一批遐迩闻名的新兴商业集镇,洛南、商州、镇安等地甚至还出现了在当时的中国都堪称是规模最为巨大的手工业工场(采矿、冶炼以及造纸、制陶等),从而使这个原先较为落后的秦岭山区,一跃成为中国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轫地之一。

  试想,在当时的中国有许许多多经济比商洛要发达得多的地方,甚至连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也没有出现如此大的手工业工场,而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却在落后、偏僻的商洛发生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当然清前期商洛经济发展所展现的繁荣是暂短的,后来虽仍有升有降,最终还是归于更严重的衰落。职此之故,笔者认为,商洛市应该重视对这一段历史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主导这场经济变革现象的“移湖广,兴汉商”的移民大潮进行专题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葛剑雄曾经说过:“在中国移民史中,湖广填四川是相当重要的一次,不仅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移民数量大,而且对四川地区的恢复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湖广镇四川并不限於明末清初,还可以追溯到元、明之际,移民的迁入地也不止四川,还包括陕南。迁出地虽以湖广为主,也包括其它省份。与湖广填四川的巨大影响和伟大意相比,现有的研究成果还很不够”。所以,民国《续修商县志稿》在卷一“沿革志”开篇“案语”中特别告诫商洛的后人说:“终元之世,山林封锁,人迹罕至,亦时势使然也。明成化时置抚治商洛道,专司屯田、驿传诸事。清初,地旷人稀,于成龙有‘移民兴汉商’之建议。……山水名区,关系重要。观于往事,可以鉴知”。由此可知前贤们寄寓商洛经济振兴的殷切厚望,和应该重观这段历史“往事”,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资治地方,使商洛历史上的“山水名区”称号再放光芒的期盼!

  明清商洛移民潮的深刻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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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两代商洛的大移民总共有三次:(1)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2)明成化年间的流民入籍;(3)清前期的“移湖广,兴汉商”。

  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产生于明洪武七年(1374)之后,至永乐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由封建政府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移民,大约前后持续了五十年之久。有的学者则认为,洪武、永乐年间仅是集中移民的高潮期,山西移民要一直延续到清初。

  明初大移民的起因是,元末明初的战乱兵燹以及中原各省普遍的水旱灾荒和瘟疫,已使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村庄毁去十之八九,民人仅存十之一二”,以致全国到处都出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悲惨景象。由于人口和赋税的剧减,明朝政府不得不把许多府、州降格为县。据史料记载,其时河南、四川以州改县者十之二,併县者六十。洪武七年(1374)商州即是因为民户不满三千而被降为县制,改归西安府辖制。除割洛南以属华州外,当时商县辖境含今山阳、丹凤、商南三县的广大之地,人口之稀疏零落可以想见。其时,整个丹江流域上、下游的辽阔地区,仅设商、邓(今河南邓州市)两县,再无县级以上行政建置。宣德五年(1430)出任河南布政使的李昌褀,在救灾恤贫期间抚问内乡灾民时有诗写道:“岩邑千山里,荒村户半逃。晓餐炊橡栗,寒火爇蓬蒿。深秀非盘谷,凋零类石壕。”寥落的山中荒村,灾民在寒冬中以蓬蒿取暖、炊饭,剥食野生的橡实毛栗为餐。在终篇中这位布政使还叹道:地处群山中的内乡已不再是隐士野居的“盘谷”,而是白居易笔下的“石壕村”!由其诗可以看到元末明初丹江上下,河南、陕西劫后农村穷困破产景象之一斑。

  为了尽快解决农村凋敝,人户荒凉,国家赋役无着的严重状况,朱元璋采纳了户部郎中刘九皋、郑州知州苏琦等人的建议,决定用移民垦荒和屯田的办法以调剂全国一些地方人力严重不足的问题,移民总的原则是“移窄乡以济宽乡”,即从人多地少的地方移民到人少地宽的地方。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表里河山”的山西人口高达403万之多,比当时的河南、河北两省人口总和还要多出25万人,所以山西自然就成为洪武移民的主要输出地之一。移民们主要来自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的五十八个县。迁出州县中,移民迁出的政策规定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同宗同姓者不能迁往一地;恋家半路逃回者严惩不贷。而临汾又以洪洞人口最为稠密,其地又处于交通要道,所以遂选定洪洞县北贾村西侧的广济寺为移民的集散之所。朝廷在这里设局驻员,分发编排,给移民发放“凭照川资”。据《明实录》记载,移民分发大多在晚秋进行。此时,广济寺旁的古汉槐树叶子业已凋落,树顶的老鸹窝就显得十分醒目,因此山西大槐树遂成为移民们惜别家乡的永久性标志。据《洪洞县志》记载,在广济寺门前的大槐树下,明政府先后组织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八次,将移民们分发至冀、鲁、豫、陕、甘、皖、鄂、江苏、内蒙古等地,甚至两广、海南也有部分移民。永乐初,明成祖朱棣为了迅速恢复经济发展,仍然继续诏令山西“分丁于中原诸省占籍为民”。据《洪洞县志》记载,“明宣德三年(1428),山西民饥,流徙南阳郡者不下十余万”。迁居商洛各地的山西移民户数人口无考。但据田野调查得知,商州区居民祖上由山西迁徙而来的仍有数十姓。如嘉靖年间迁居张村池下湾的陈氏家族,天启中迁居城内南街的潘姓人家等。有的山西移民以至清时,家祠门额上仍书有“洪洞分发老门第,商州安居旧家风”。

  尽管此一时期,四川东北和陕南三地(汉中、安康、商洛)尚在明政府的“禁山”范围之列,但不少山西移民并未按照当局的意图进行合法的流徙,相当一批移民仍然经过辗转迁徙,最终悄然地来到了四川东北和陕南山区。据新编的《山阳县志》载:“明洪武后期及永乐年间,先后有山西移民进入商州之山阳县。明成化年间,这些‘大槐树人’在县城东街修建山西会馆,主神位塑三国解州人关羽像,以倡忠义互济,防范异乡欺凌”。据该县地方志办公室1985年调查,清代初期由山西大槐树迁入山阳的计有20多姓,主要分布在城关镇和色河、三里、五里、十里、过风楼、黄土凸、洛峪、中村、银花等乡镇的川道地带。新编的《商南县志》也记载说:“从山西大槐树迁移到商南,多定居于富水、曹营、清油河、白玉一带。从目前所能发现的家谱、墓碑来看,清油河的李氏家族,梁家湾的魏氏家族、段氏家族,县城西关的余氏家族,东关的王氏家族等20余个姓氏或家族,都是明初的移民。他们还在县城西南角专门建起了山西会馆”。新编的《丹凤县志》也记载说,明初由山西大槐树迁入丹凤境内的移民也有数十个姓氏。

  明成化年间的流民入籍商洛等地,其政治背景是明初朱元璋对荆襄、秦巴山区实行的“禁山”政策。但是到了明中叶以后,中原富庶地区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迫使大批失地农民四处飘泊,以致荆襄、秦巴山区成为全国流民最为集中的地方。有资料说,人口最多的时候大约集中有200多万流民。正统年间(1436—1449),明政府就开始下令处置流民,“尽逐其未附籍者”。由于明政府的反复搜剿,迫使流民不断举行起义,当时的起义首领,“先之以刘千斤、石和尚、王彪,继之以李胡子、小王洪、王安”。在商洛、安康、汉中带头对抗官府的是蒲城人王彪。成化六年(1470)继白圭帅兵对流民起义军进行武装驱赶之后,明廷又命项忠率兵对起义队伍进行疯狂镇压,遂引发朝野震惊,廷议时群臣对项忠大加参纠,指责他“以流寓良民作盗贼俘献京,以无罪边民作从贼谪戍边,以久居侨民作无籍逐还乡”。言官梁材在《议处郧阳流逋疏》中还引用陕南地方官员的话说:“照得臣抚属之地,湖广郧阳、荆襄,河南,陕西汉中、商州等处,乃万山之中,三省之界,实为流逋渊薮,岁丰则火耕水种以避差,岁饥则啸众争夺而为盗,其来非一日矣。”祭酒周洪谟编著《流民图说》,建议朝廷增置府县,就地安置流民,让他们落籍成为“编民”,以充实当地户口。这一政治主张遂被明宪宗批准,实行了109年的“禁山令”终于被解除。明政府并委派南京都御史原杰出京安抚流民。

  “(原)杰出抚,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人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明史·原杰传》)。招抚之后,原杰见“各州县土民虽少而地土广阔,中间趁食流民、屯田军余、土民杂住种者不计其数”,乃奏请朝廷批准,在湖广郧县设立郧阳府和郧阳行都司并府卫,于陕、豫、湖广边界新置白河、山阳、商南、竹溪、郧西、南召、桐柏、伊阳八县,以加强对这一广袤山区的封建统治。成化十三年(1477)并复升商县为州,州领山阳、商南、洛南、镇安四县,更设抚治商洛道以治之。为了纪念这位勤政爱民的都御史,商州百姓在州城南街还修建了“原公祠”,《都宪原公祠碑记》由时任商州教谕杨徽撰写,其碑记曰:原公“甫至,不辞跋涉,遍布德音,广求民瘼。……乃因民情,规地里,添置府一、州一,县以数计者八。把隘之司亦不一焉。仍奏拔属官之廉干者政教之,军者伍之,民者籍之,匠者编之。城郭、坛壝、学校、商贾渐备。使黄茅白苇之地,号狐兔而游鹿豖者,一旦化为声名文物之区。土户捷于赋役,新民得保首领,无复流离奔窜之患。百万维生,皆公之手所拊摩也”。

  据清康熙四年(1665)担任商州知州的王廷伊回顾,到明万历、天启年间,正值“商於全盛之时,穷谷深山,皆闻鸡犬。老岩绝壑,亦长菽麰(菽,豆类总称;麰,大麦之类)。高高下下,人尽务农。丰不全收,歉不全乏。兼有丝蚕蜡虫(即白蜡、蜂蜡、虫胶腊等动物蜡),椒桃(核桃仁)漆药,储蓄百产,虽多为客商专利,皆足以补衣食之缺而佐赋税之穷,所以郊野之富,号称‘近蜀’”。

  从“移湖广,填四川”到“移湖广,兴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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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移民史上,“湖广填四川”及由其所延伸的“移湖广,兴汉商”无疑是相当重要的篇章,这次大移民不仅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移民数量大,而且对四川以及陕南三地(汉中、安康、商洛)的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商洛地域文化鲜明的“秦风楚韵”特色,即是在这次大移民之后土著人和移民的多元文化因素通过不断撞击融汇而最终形成的。

  移民的迁出地以湖广为主,也包括湖北的武昌、咸宁、黄石、黄冈、鄂中、麻城,湖南的长沙、湘潭、湘中、湘南、湘西北。除此之外,也包括广东的粤北、粤海,福建的闽西、闽海,江西的赣北、吉安,安徽的安庆、徽州、皖中,还有江浙、晋鲁、川黔等地的流民。清代前期造成客民大批向四川和陕南流徙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原因。明末清初的战乱频仍引起的连年灾荒,民生凋敝。川陕很多地区“城池鞠为茂林丛麓,乡堡村镇亦成石田荆棘”,甚或猛虎也常出没于山川。商州亦苦于虎患,清初“绝丁多死于虎,地因荒芜”。知州王廷伊为除虎患以开耕种,曾为文祭告城隍,“仰望神明,怜残土之孑遗……驱猛兽于深山茂林之中,使耕者无胆丧于田间,行者无消魂于道路”。其后,州府于泥峪川专设虎兵,每患即票督捕之。镇安也“最畏虎不敢直名,称之为王爷,又呼为怕怕”(聂焘乾隆《镇安县志》)。致市、镇殆无墟日(即集日)。到处“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明中叶号称“近蜀”的商州,“自崇祯癸酉(1633)而后,剧冠繁滋,兵连不解,燹焰六百里,翦屠二十年,以致户口凋伤,土田榛芜,山泽塞闭,生理鲜稀,二三孑遗,穷入骨髓”(王廷伊《续修商志》卷四“食货志”)。明万历时,商州军民杂户共有三万余,但至明末止存七千一十五户。若按每户平均五人匡算,明末清初战乱中商州人口死伤逃亡当在十二万左右。可见王廷伊在地方志里所说的“二三孑遗”,其言不虚!二是政治原因。为了切断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隶五省广大人民群众同郑成功抗清义军的联系,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三年(1611—1664)清廷三次诏令沿海居民“迁海”,规定距海八十里,有的地方甚至达百里,从命令传达之后三日为限,界外房屋必须全部拆毁,弃为灌莽。其后有敢出界限者格杀勿论。被迁海的百姓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扶老携幼,千里跋涉,辗转流徙。有的还被强行驱赶,押解内地。时人卢若腾在《虏迁沿海居民诗》中咏叹道:

  天寒日又西,男妇相扶携。

  去去将安适?掩面道旁啼。

  胡骑严驱遣,克日不容稽。

  务使濒海土,鞠为茂草萋。

  富者忽焉贫,贫者谁提撕?

  欲渔无深渊,欲畊无广畦。

  闻将凿长堑,置戍列鼓鼙。

  防海如防边,劳苦及旄倪。

  三是经济原因。顺治元年(1644)因“近京各州县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爵及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荒田甚多”,当年十二月清廷遂下令“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再次将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州县。顺治四年(1647)正月,因满清贵族提出圈地内“薄地甚多”,又再下令近京州县有主无主土地一律拨换进入为圈地范围。三次圈地时间长达26年之久。初始范围三百里不足,后来远及五百里,再后来发展到直隶九府,共计77个州县,广袤二千余里。致使北方背井离乡的流民数量绝不亚于东南沿海的“迁海”流民,这些移民后来也被归入“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中,实际上他们是清政府“圈地”运动的受害者。

  面对川渝和陕南人口稀少,耕地废弃,田赋收入不足,国家财政也陷入极度困乏的严重局面,清政府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遂于顺治六年(1491)四月,正式颁布《垦荒令》,诏令允准四川、陕西“招徕各处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地方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有司官视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旨,方可议征田粮。……务使逃民复业,田地垦辟渐多。”为了加快垦荒进度,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户部又奏定《垦荒劝惩则例》,将垦荒的多少和人口的增减作为对州县官员年终考成的依据,,使官员们不能不尽力而为之。康熙即位后,认真总结了《垦荒令》“行之二十余年而无效”的原因,认为“一则科差太急,而富民以有田为累;一则招徕无资,而贫民以受田为苦;一则考成太宽,而有司不以垦田为职”。为了减轻垦荒负担,康熙十二年(1673)又修改了顺治颁行的《垦荒定例》,诏令“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通计十年方行起科”。二十二年(1683)三月,户部又议覆河南巡抚王日藻奏开垦豫省荒地事宜四条:“一、宜借给牛、种,免其生息;一、凡外省民垦田者,如它处以往事发,罚只坐本人,勿得株连容隐;一、凡地主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一、新垦地亩,暂就该县下则(下等田)承认完粮”。为了组织移民入川进陕,清廷于顺治十年和康熙二十年两度设立川陕总督,以便统一政策,加快经济恢复。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川、陕两省分治。嗣后,雍正、乾隆二朝,仍有不少年份将川陕合治。川陕行政区划一体,有利于移民的迁徙和垦荒的顺利进行。

  康熙五十一年(1712)川陕总督鄂海通饬各地招民垦荒,公告“如有无田耕种者前来踏看上等肥田,可给以牛、种,准其安插,承顶钱粮,永远管业”。五十三年(1714),鄂海又宣布:“令无业穷民开垦,即与永远为业”。乾隆时进一步放宽政策,规定:零星土地永免升科,平衍肥沃土地每一壮丁限以五十亩,差地限于百亩,荒地上有土产收获的,听民自便。乾隆六年(1741)七月,户部议覆陕西巡抚张楷奏报陕西省荒地应行开垦并酌议招垦事宜六项,政策极其优厚,再次将陕南三地招徕移垦推向了高潮,促使湖广等地移民蜂涌而至。张楷的奏报具体政策规定是:

  一、商州及所属地方,尚有未开垦荒地三万余亩。现令地方官确查,开明亩数、四至,官为插标招垦。无主之地,即给垦户为业。其有主而自认无力开垦者,定价招垦,给照为业;

  二、隙地多在山石榛莽中,凡零星土地,在五亩以下不成丘段者,永免升科;

  三、本地人力无余,其邻近无业之人,亦听开垦。应将认垦之人着落土著识认,移原籍邻户保结,到日准其给照,即编入土著保甲之内,令该管保长等查察。如其赌窃为匪,禀官究治;

  四、平衍易收之地,每一壮丁限以五十亩为率。山冈沙石难收之地,每一壮丁限以百亩为率,有父子兄弟俱系壮丁者,酌量加增;

  五、荒地全无土产者,应查出开垦。其有民人现在割漆、砍竹及采取构皮、木耳等项者,听民自便,地方官不得强令垦种,亦不得以现获微利,勒报升科;

  六、此项地亩,实力招徕,渐次开辟,毋庸定以议叙,处之额限。

  上述政策的颁行,有力地促进了陕南各府州县招徕流民,以图垦功的进行。商州知州罗文思在《续修商州志》中即回顾说:“文思刺商以来,劝民开垦,如东乡之长岗岭、谷山,南乡之流岭、黑山,西北两乡之边家山、泥峪山、上庄、高岭等共有五十余处,皆渐开熟”。

  聂焘《镇安县志》卷三记载:明成化十五年(1479),全县编户八里。后增至十五里。崇祯末年减至二里。而到康熙十六年(1677)全县下下丁已由明末的八千三十八丁,减至五百零六丁。乾隆七年(1742)镇安县仅有七百三十九户,共男女大小三千八百一十口。据《陕西通志》记载:“镇安县田多荒芜,时有湖南、浙江等省灾民,由兵丁押送至镇、柞垦荒者万余人”。新编《镇安县志》也载称:“清乾隆三十年(1765)豫、鄂、湘、皖、赣等省灾民相继入境,使镇安人口增至15.98万人,为历史上第一个人口最多的年份。”

  又据民国《商南县志》卷三“四赋”载,“乾隆二十年(1755)后,江南安庆数县人襁负迁商,爰得我所,闻风兴起,接踵者日益众,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也。”此一时期风涌兴起的安庆移民潮形成的“江南文化现象”至今仍在商南“江西沟”,以及周、严、余等村沿丹江而居的地方可见一斑。新编《商南县志》亦记载说,文化坪谭氏家族于清康熙四年(1665)由湖北兴国州滑石口迁入,定居湘河、赵川等地;纸坊沟雷氏家族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由先祖雷章瑞携妻姚氏一担两筐由安徽桐城县庙台乡迁来;富水街贺氏家族、黑漆河刘氏家族、汪家店曹氏家族等50多户亦于此一期间由江南省迁入;还有赵川的赵氏家族也是乾隆年间由江南的瓦屑坝迁到滔河岸边垦荒种地,人丁滋繁以后,该地遂得名赵家川。柞水县兰家湾的壮族客民,困原籍广东平原县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老阿婆邱氏携四子于清乾隆三十年背井离乡,一路乞讨,最终选定了陕西柞水红岩寺这块风水宝地,落地生根,建家立业,形成了迄今已达近300年的“兰家湾壮族村”。广东省惠州府龙川县客民黄氏家族,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湖广平江县再迁至商州黑山,继迁至杨斜镇川明村。初到湖南时始只一家三口人,经数代繁衍,其后裔一支亦有三十多户,其中百余口后来由商州再迁至关中三原县居住。今商州杨斜镇川明村仍留有三十七户,一百四十三人。新编《山阳县志》记载:“康熙、雍正年间,众多湖广灾民星散进入金钱河上游,在鹘岭南部定居。当时迁入山阳的新附之民,湖广、江南、河南共2000余户,江西、福建、广东共100余户。大半只身结伙,赁房侨居,或带家小,稞买田地,筑室栖止”。山阳发现的《宋氏家谱》说,其先祖乃湖北襄阳人氏,道光末年田庐被水,宋太公一户居于木船上,经汉江进入金钱河。离家时曾问卜于家庙,卜辞意谓:“木船搁浅处即可安居”。行至山阳合河口,船搁浅,全家遂舍舟上岸进山,割茅结庐,采药猎麝,以为生计,该地从此取名为“宋家浅”。乾隆末,山阳县令何树滋系湖北钟祥县人,为同乡移民所请,于县城东关主持修建“湖广会馆”(今称“禹王庙”),与山西大槐树人早先所修的“山西会馆”遥相对应,相映生辉。

  再据丹凤县地方志办公室上世纪九十年代田野调查,有清一代,迁徙至丹凤的江西吉安、湖广兴国等地的客民,就有黄、熊、彭、叶、陈、贺、商、阮、童、李诸姓,达5600余户,二万四千多后裔,商洛镇《彭氏族谱》中收有彭氏长门一支《世系歌》,内中唱到:

  彭氏始祖溯根源,

  派传江右数百年。

  吉安府中吉水县,

  因遭兵荒到秦川。

  大明洪武初迁陕,

  才祖叶姑表相连……

  由于客民的大量聚居,川渝、陕南的很多地方地名都以移民的祖籍而冠名。如:重庆江北区有“浙江亭”,陕西安康五里铺有“广东漕”,宁陕县钢铁乡有“南京坪”,商州北宽坪有“广东坪”,黑龙口有“广东吴”,商南县有“江西沟”等。

  战乱之下的移民血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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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嘉庆以至咸丰、同治年间,川陕鄂广大地区又是清军同太平军陈得才部、捻军张仲愚、“二蓝”川滇农民军以及白莲教起义军、回民起义军相继作战的战场。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之后,为“图数十百年之安”,曾将陕西回民五六万人遣送于甘肃平凉、静宁、安定、秦安、清水等地,有的还被安置在秦岭以南的宁陕、镇安、柞水一带的深山老林里,然后“计口授田”,让其客居下来。嘉庆九年(1804)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陕西巡抚刘蓉将裁减下来的绿营兵、白莲教起义军的所谓“散贼”拆散,安置到陕南的秦巴老林。同治二年(1863),刘蓉又建议招募四川农民到陕南垦荒,“量力授田,薄其租税”。同治四年,刘蓉又续奏:“其业主之流徙末归者,自该地方被抚之日起算,定以三年,流离不返,即行截止,”进一步对业主还乡认田的期限作了时间限制,使外来客民能够安心垦荒。据山阳发现的《霍氏家谱》称:其祖籍在山东鲁中,同治十二年(1873)因东捻之乱被官府强制由山东迁居陕西之山阳县。其家谱中保留了当时官府的强迁政策和民间的对策情形:

  三个儿子迁两个,两个儿子一个迁。

  有儿父母心里怕,庄里写就过继单。

  寡妇无儿有了子,绝户老汉有儿男。

  史称,发生在19世纪50—70年代的这次移民为同、光时期的第二次移民。迁出地仍以长江中下游各省以及西北、西南一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府、州、县为主。国内战争过后,苏、浙、皖、陕、甘、滇等省户口耗减十分严重,好些州县残黎不到十分之一。陕南的情况比较突出,《续修南郑县志》称:“南郑遭蓝发之乱(对太平军蓝二顺部的诬称),土著仅十之二三,余多客籍”,“本地之农,断不敷本地之用”。嘉庆三—六年(1798—1801)出任商州知州的陈祈亦在他写的《筑寨歌》中写道:“君不见,贼氛到处室成灰,平地乡村生菅蒯(菅草和蒯草)”。在陕南任官多年的严如煜在《谕农词》中也写道:“况乃山土薄,石骨本险巇。三年为饫壤,五载已地皮。雨旸偶失节,颗粒难预期。平川人饱食,山民伤阻饥。东邻绝朝糗,西家断暮炊。蕨根野蒿菜,青汁流泥颊。称贷问亲友,同病攒双眉。空腹不能耐,鬻卖妻及儿。何知构此闵,柴立骨难支。”可见其时陕南广大百姓生活的悲惨景象。

  移民对推动商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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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于清初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及其所延伸的“移湖广,兴汉商”的移民潮,使四川和陕南的人口结构、经济社会乃至文化民俗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这一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四川和陕南所形成的传统社会进行了一次重塑。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移民、大交流,客观上促成了历史上长时间自成一隅的川陕广大地区与全国各省州县的一次大开放、大融合,不仅促进了人口的繁衍和人种的优化,同时也促进了南北、东西各种文化的交融和提升,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在遭遇历史不幸中的一次文化交流整合的特殊成功范例。

  (一)移民骤增改变了商洛的人口结构

  明清时各省客民进入商洛,成为商洛劳动力人口的主要来源。最典型的莫过于孝义厅(今柞水县),据《孝义厅志》介绍,“境内烟户,土著者十之一,楚、吴、皖三省人十之五,江、晋、豫、蜀、桂五省人十之三,幽、冀、齐、鲁、浙、闽、秦、涼、滇、黔各省人十之一”。几乎全国绝大部分省的客民在柞水县都有迁居。商州南秦里所辖的黑山镇砚池河,百分之八十的客民祖籍为湖北兴国、通山、孝感等县,百分之十几的人祖籍为湖南湘乡、安徽太湖和河南南阳。土著人仅占百分之几。这些客户迁居之后,各占山头,插草为界,俗称“占荒下户”(下户,落户之意),商洛各地遂有“下户人”之名。初来时,先居于砚池河街,后来的刘、陈、郑、袁等姓人家居于石门沟,随后而来的陈、吴、蔡等姓居于牛槽沟,再后来的祝、鲍、高、徐、杨、周、赵、郭、李诸姓,由于荒坡山地已被开垦殆尽,只好买地落户。这些客户先居在石洞、茅棚或石板房中,嗣后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逐渐盖起了瓦房。今砚池河建筑质量较好的徐家大院、鲍家大院,即分别建于咸丰和同治年间,极具湖北“明瓦式”建筑风格。

  据新编《洛南县志》记载,客民入籍而口音历传不改,“婚姻必择同乡”。若土著与客民缔结婚姻,均要凭证人商妥两姓的承嗣问题。如:商州黑山镇桐树沟祝姓人家,生时姓祝,死后灵牌墓碑上得改姓方;甘岔沟吴姓人家,每辈长子须姓陈;海棠岔常姓人家,若生儿子须姓成,孙子再姓常,以此论推,循环更姓。

  据陈良学《明清川陕大移民》一书统计,从康熙三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四年的一百三十五年中,陕南三地总人口增加了3,356,815口,约是清初时的二十二倍。人口密度分别为汉中府42.33人/平方公里,兴安府62.31人/平方公里,商州府39.45人/平方公里。人口增长中移民增长的比例远高于人口自然增长。而绝大部分新增人口无疑是湖广江南等省的入籍客民。

  (二)垦荒促进了耕地的迅速恢复

  陕南历来是地广人稀的山区,有幅员广阔的荒地和老林。清初尤甚,连明代以来的许多熟地,当时也被抛荒。据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四“贡赋”和孙达人所著《川楚豫皖流民与陕南经济的盛衰》统计,明万历九年商州有荒地7,729顷,清康熙二十三年垦田2,488顷,垦荒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荒地,待垦田亩仅为5,241顷。道光初严如煜等会勘陕西、四川、湖北三省边界地区之后,曾指出:“林开则地广,地广则人繁。往时郭外即山,地不逾百里,今则幅员千里;往时户口仅数千者,今则烟火万家。”可见陕南老林垦荒规模之巨大!时有陕南当时有民歌唱道:

  分符曾忆到南荆,

  觖舌蛮音系我情。

  今日入秦仍入楚,

  秦山大半楚人耕。

  山阳县“向来树木丛杂,人烟稀少,(明末清初)不过一千余户。近来各省客民渐来开山,(人口)加至十倍之多。……道光三年(1823)查明男女大小共一十七万七千七百多口。”康熙《山阳初志》又云:“阳邑林峦什袭,物产岂乏?胡邑人智力不施,弃货于地,而今牟其利者皆外地人哉?”雍正乙卯举人、汉阴县人许又将也说:“今观南来之民耕于汉(阴)者,一岁之获可支数载,谓之土瘠可乎?土著耕者,十室九空,岂地土之故哉?直谓之土沃民惰耳!南省来者,勤于耕织而阜成有象,可以思其故矣!”诸如此类感叹在陕南地方志中到处可见,可知“新民十室九裕,土著十室九窘”在当时陕南各地是一个普遍现象,来自湖广客民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企致富的形象通过上述记载今仍犹然可现!聂焘在《镇安县志》中分解说:当地“农民不甚用力,室鲜盖藏,终岁所食多仰借于仓粮。唯艺枸(以枸树皮内穰造纸)一种颇能获利,完粮的课每取诸此。迩年湖北人来迁者日众,善于修治土田,里民转相雇觅,四乡景色渐觉改观。”乾隆九年(1744)任商州知州的王如玖在《直隶商州总志》卷七“食货志”中批评土著人说:“商之民贫,商之俗啬。其贫也,尚未知所以自节。其啬也,尚未知所以谋生。谷食之余不加谨,或以恣酗酒之费。山谷之财不尽取,或致遗地利之宜。夫如是虽啬,何救于贫?”话说的确不好听,但也道出了“土著十室九窘”的主观原因。

  毕沅在乾隆四十七年《兴安升府奏疏》中向乾隆皇帝报告陕南移民情况时说:“自乾隆三十七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变食前来,旋即楼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议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处户口骤增至数千余处,五方杂处。……至省城南之终南一山,绵亘西安、凤、兴、商府州属,周围维计数千余里,崇山峻岭俱系乌道羊肠,路径阻绝。先时不过土著居民樵采为活,近年四川、湖广等省之人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

  (三)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

  随着人口、耕地的大幅度增长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商洛各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为迅速的恢复与发展,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大兴水利,广辟良田,大面积种植水稻和普遍推广玉米、红薯、洋芋等杂粮的种植,使粮食供应大幅增加。

  商洛各地有较好的水利基础,而秦俗又不谙沟洫之法,待雨而田,无雨则亢旱薄获。商州虽境内万山深邃,但其地“水利则有大荆川、丹河、南秦河等处。”南省移民入籍后,倡修水利,建设了许多水田。据《陕西通志》记载:“商州城外及东南各村,其中平旷之处,与安康之恒口、汉阴之月河相似,溪涧之水足资灌溉,而湖北武、黄,安徽潜、六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当时大荆、丹江、南秦河等处“共(修)渠三百一十一道,灌田一万余亩。山地为川楚客民开垦殆尽,年岁丰收,可以足食”(罗文思《续修商州志》)。洛南县也修筑了许多“大渠小渠,引洗马河水筑堰灌田数十顷”。商洛虽然农田水利规模远不及汉中、安康那样浩大,但还是较好地解决了山地的水稻种植问题。

  陕南的旱坡地在清初除种植豆类杂粮以外,多以粟谷为主。玉米对陕南山区而言,先前“土著皆不知种,既知亦不力种。”康熙以后,来自闽、楚、豫、皖之客民在“山内溪沟两岸及浅山低坡尽种包谷、麻豆,间亦种大、小二麦,山顶老林之旁,包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苦荞、燕麦、洋芋。”由于玉米比较耐旱,种植、收获均为简便,加之成熟期短,产量高,而且平地、陡坡皆宜,还可与小麦交替间作,因而也就成为陕南各地山民的主要粮食作物,给广种薄收的传统农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粮食结构面貌。

  红薯,是明万历年间福建长乐县商人陈振龙自吕宋(今菲律宾)传回中国的。清政府曾以其子孙陈世元“教种有效”,赏给其举人职衔。乾隆中叶,陈氏几支族孙经广东徙至湖南,再经湖南迁居陕南,使红薯的种植在内地得以推广和普及,并逐渐成为山区农民渡荒充饥的主要食物。

  洋芋在陕南的推广,较玉米为迟。嘉庆后期,杨遇春在陕南进剿白莲教时,军中采以供食,山中居民始知兴种,故俗称之“杨芋”。或之乾隆间有杨某人仕广东时,自外洋购回。经过移民们长期的实践,陕南及商洛山区的作物种植呈现出垂直分布的新特征,在河谷平川兴修渠堤,开发水田,种植水稻;在低山丘陵,种植小麦、玉米;在中高山地带,种植红薯、洋芋和杂粮。即在不同的海拔依次形成三个层次的作物分布区域,主要农业区普遍实行稻、麦复种或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制;低山丘陵区在乾隆以后,逐渐形成以玉米一熟制为主,间有小麦、玉米(或洋芋、粟谷)二熟制;中高山地则以种植洋芋、苦荞等杂粮为主的一熟制。

  玉米、红薯、洋芋的广泛种植,增强了商洛山区抵御灾荒的能力,使大部分地区粮食自给有余,导致农业产品的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聪明的下户人还“取包谷煮酒,其糟喂猪,一户中喂猪十余头,卖之客贩,或赶赴市集,所得青蚨(即钱)以为山家盐布、庆吊、终岁之用”。商州之镇安县“虽蓬食柴门,食必兼肉”,且酿酒皆用包谷,有大、小曲酒之别。洛南县则盛行“烧锅”和熬糖。烧锅即烤酒,熬糖的作坊当地称为糖坊。这两种作坊都是以包谷为主要原料。洛南的景村、古城、三要、保安、洛塬、石门、五仙等地操上述两业者甚多,有的一乡之内就有四五十家之多。烤酒、熬糖之后的料渣又可用来喂猪,前清时该县常年有将生猪运往西安等地销售者。

  (四)活跃了土特产品内外贸易

  顺治初年,安徽歙州鼓城镇人刘国正举家迁徙镇安象园村落户。他看到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土壤肥沃且属酸性,宜于茶树生长,便采用南方培育办法在象园村试种茶树,并取得成功。几年后,茶园面积扩展至二十余亩。他外出学习制茶技术,自制“象园茶”,进入市场销售,由是刘氏“象园茶”闻名遐迩。可惜刘国正去世后,无人继承其技术,茶园荒芜。清末民初,有紫阳茶农彭传清为当地环境所吸引,举家迁居象园,经刘氏后人指点育茶之法,遂再使刘氏茶园得以复兴。嗣后,刘氏后裔刘苏莲重操祖业,茶园规模大超先祖时期,象园茶迄今仍然声名响亮,为人称道。

  商州“万山中杂树繁多,土人伐木生耳。先一年伐木,次年夏间生耳。树杪向坡下,水气不走。禁烧山延火,刀斧伤枝。”乾隆之后,商洛木耳作为大宗商品出现在武昌、汉口市场上,一些商人“收买成色,水陆运至襄汉,作郧耳出售,价倍川耳。客贩云:‘川耳入水即离,不能蓄水,留用郧耳则异’”。从兹商洛木耳在湖北市场上赢得了极好的声誉,极大刺激了木耳生产的发展,不少地方都兴起了专门从事木耳生产的耳厂。

  生漆一直是商南县“裕和公”漆行的主打产品。其先辈石完昌是湖北兴国州的移民。嘉庆二十三年(1818)从兴国岩头堡迁居商南小栗园村,衍至三代,至其曾孙石世珍一代已生九男三女,可谓人丁兴旺。其时石氏家族已拥有土地百余亩,出租七十八亩,自耕三四十亩,年收获粮食百余石,收生漆千余斤。其后辈承继商号后,采取以粮换漆,以贷收漆,坐门收购、高利借贷等办法,年收购生漆增加至5000余斤,“裕和公”漆行遂应运而生。石氏一门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外销生漆讲求质量,恪守信誉,很快漆行名扬襄阳、汉口、武昌一带。后来漆行分支,先后析为“裕和仁”、“裕和义”、“裕和德”、“裕和庆”、“裕和泰”、“裕和信”和“裕和源”八大字号,但漆桶上皆贴有“裕和公漆行谨封”字样,以示字号虽分,但质量仍一之意。其包装二百七八十斤为一大桶,一百五六十斤为一中桶,八九十斤为一小桶。光绪时本地生漆每百斤可卖铜钱四十五六千文,而运至汉口每百斤可卖银五十两,利润极其可观。可惜子孙经营不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生意倒闭。

  镇安玉泉油坊曹氏家族经营的茶果油生意在当时也很有名气。曹氏家族先祖曹国方是江西人,道光二十四年迁入镇安达仁松树坪。在周围五座山坡上试种油茶,获得成功,即将油茶园发展至一百余亩。十年之后,开始加工茶油,油香色正,清亮透明,遂运销至西安、汉口等地,曹氏因之致富。曹氏所植油茶树虽历数代,而至今仍有存者。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龄已达150余年,高达10米以上,胸径阔至80厘米,树冠约十多平方米,虽斑鳞遍体,但树干苍劲,年可产油茶果500斤。

  据民国时供职于陕西白河县杂税局仇继恒所著的《陕境汉江流域贸易稽核表》统计,满清至民国商洛道流通货物出境物品有:桐油、漆油、生漆、麻、木耳、皮纸、大纸、竹牌、木牌、核桃、药材等。

  (五)兴旺发达了手工业生产

  从前清开始,商洛地区的社会分工已经在不断的扩大,一方面小手工业者的发展,使得部分富裕的手工业作坊逐步积累起一定数额的资本,从而增长了他们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要量,并不断地扩大了作坊的规模;另一方面,部分地主和商人将资本转为工业资本,使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大作坊得以扩大规模,并大批雇拥劳动力。此间商洛各地大量涌现的造纸、冶铁、采矿和竹木材采伐、贩运等手工业工场,就是商洛商品经济繁荣兴旺、资本主义萌芽形成最为显著的标志。

  道光年间,陕西蒲城一名叫张超的造纸技师迁居商州南秦川,他按照家乡“丁字场”的生产工艺,收购麻鞋底、麻绳头和破布等为原料,建坊造纸。嗣后,他的儿子张世德继承父业,改用当地特产枸树皮为原料造纸,成效更佳。张世德的儿子张庆宝承业后,改季节性生产为常年生产,由于纸的质量不断提高,市场需求日益增加。于是为其提供构穰的收料行,在当地乡绅的运筹下也应运而生。穰行根据各纸坊的“瀚”(纸浆池)数多少,确定自己每年的收购计划。据资料统计,清末时仅南秦川一地的田原、赵原、房湾、张湾、涉原、湘子店、王原、柏朵山等就有造纸坊十六个。民国初年,竟发展到三百多家。每瀚年约需穰料万余斤,三百多个纸坊即需穰三百多万斤。商南县也“间有三四家草纸厂,每家匠作不过三四人及五六人不等,非比别县纸厂聚集多人可比。”孝义厅尽管“户口零星,不成村落”,也仍然“兼有纸厂”。造纸业的兴盛同时也使剥楮制穰成为商洛各地山民农闲时的一种普遍家庭手工业。有人曾写过一首《剥楮行》诗,诗中写道:

  居民值农隙,家家剥楮皮。

  平明上山去,人各斧斤持。

  行歌互相答,斩伐连柯枝。

  日久牛羊下,荷担与之随。

  夜归蓬荜室,束缚沤楮池。

  既黦不须火,茎干画然嫠。

  傍淡分活水,临流蹴踏之。

  去肤留腻质,柔滑净如丝。

  估客款扉至,贷售不容迟。

  货穰者,除商洛本地穰行以外,镇、柞山民俱将穰运至咸宁的引驾回、鸣犊镇,售予山西、河北、河南以经营构穰为业的牙行。构穰所造之纸,有方梅、改梅、烧纸等。向以商州南秦川党家纸槽出品的细白且韧,故“党方梅”最为著名。

  其时,商洛的淘金、炼铁、冶铜、采煤等产业,在清代陕西商品经济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据《陕西通志》《续修陕西通志》记载,“商州上洛郡洛南有金”,“孝义贾家坪、崇家沟、月河堡……洛南两岔河俱产沙金,商州之金亦有开采”。清代前期,“居民用木床、竹篓淘取”。据《柞水县志》记载:“明天启元年(1621),朝廷招商官来大西沟等地银矿,土法冶炼。日有采掘工2000余人,年产优质银万余雨,发送金陵(南京)定铸银锞。掘矿洞8条,长500米者5条,1000米者2条,2500米以上者1条。”

  乾隆时,陕西铸造铜钱,每年需从川、楚、滇、黔采购铜、铅数十万斤,路远费重,迟早难期。乾隆十四年(1749)六月,陕西巡抚陈宏谋疏请开采镇安、洛南铜矿。洛南知县盛大典招募临潼监生刘绅在仰天池、七宝山二处开挖铜矿,自是年八月至次年九月未报成效遂停止。十六年(1751)二月又招商人董从周、吴衡、刘绅、田裕泰等在以上两处动工开挖,至十月底止得皮砂十万九千六百斤,炼净铜三千二百九十三斤,已费本二千二百四十余金,贵不可言,商力不继,再次停止。此后,商州于乾隆十九年(1754)二月,招山西介休监生孟德馨开采黑山铜矿,五月期满仅炼铜四百斤,毛铜一百七十五斤。陕西抚宪谕令宽期,仍准试采,而矿商力乏,听商自止。是年十二月,招富平县监生陈皋谟在马齿沟采铅,招咸宁监生田永泰在七宝山、大小蛇沟、吕家坡等处铜、铅并采,仅炼铜一千斤,黑铅八千八百斤,终获无多。商州知州罗文思虽竭力督率,并时赴丁所查勘,督令各商多备工本,广招客子,务观厂成,无乃各商等作辍无常,迁就不定,以至矿冶式微。到嘉庆时,镇安二台子铜矿已钻深三十余里,另开新洞,仍衰旺无定。光绪二十六年,镇安知县李麟图重开二台子铜矿,到三十年曾批解青紫铜五万八千斤,而无亏损。究其前因,一是官买铜价定价过低,已不敷采冶成本;二是矿商管理不善,技术不精,进而制约采矿、冶炼业的顺利进行。

  开采卓有成效的,首推镇安县的冶铁业。当时该县有冶铁工场五处,分别是东乡黄龙寨、磨黑沟,西乡的漆树、铁洞沟,北乡的阳浸沟等。工场官、商、民办皆有。直到光绪末年还有不少冶铁工场仍在继续开采、冶炼。铁厂下设有“红山”、“黑山”。红山即采矿、冶炼场。冶铁炉通高一丈七八尺,旁置大风箱鼓铸,十数人轮流推曳之,日夜不断火。通计匠人佣工每数十人一炉。如有六七炉,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即就近制模浇铸作锅或农具。搬运之民伕又必数百。燃料生产基地即称“黑山”,以栎作薪烧炭,以供高炉之用。通常大厂二三千人,小厂三四炉,亦需数百近千人。

  孝义、镇安以及丹江流域的山涧河谷中,还有竹木产品外销。《孝义厅志》就记载说:“各山材木先年颇多,乾祐河、洵河两岸木厂无数,山木至河岩扎筏顺流入汉,其利甚巨,故地方颇形富庶。”

  明代以前商州境内无人会制作陶器,家用陶器更是稀少。蒲城陶技传人魏长福于清顺治年因家乡遭灾而逃入商州龙驹寨商洛镇地面,于此租赁场地,凿窑、挖黏土,烧制缸、盆、罐等,前来购买者络绎不绝,遂使魏氏陶器声名鹊起。有近邻毛氏学艺于魏氏陶坊,学艺成功,便在商州城区王坝石沟新辟陶场,其制陶器亦如魏氏之精,生意遂致红火。毛氏近邻亦有石新娃、曾胡生等亦拜毛氏为师,技成之后,于商洛镇西曹涧、西王夕庄开设窑场,共开窑十三孔,场基均有百亩之阔。民国十八年(1929)商州大饥,村邻亲朋争相赴陶场赊购,然后挑筐背负售于深山,换取包谷、杂粮,以此救活了不少生命。

  道光二十三年(1843)前后,洛南人王立庆在城西寺开办窑场,其后又有皮、李、范三家亦学样各开窑场制陶,其工匠均出自今丹凤老君庙梁家窑场。西寺王家窑场拥有五盘轮子生产,年产陶瓷四万余件。光绪十四年(1888)王立庆又在兑山强岭办起窑场。随后杨底的杨老九、杨圪崂的杨兴鼎也在强岭建起了两座窑场。强岭的这三家窑场各拥有五盘轮子,三座直熖窑,年产陶瓷三万余件,产品远销山阳、漫川、竹林关等地。光绪十七年(1891),洛南雷坪村雷天春、雷天锡以及大排村的陶承福三家合股在雷坪村建起拥有七盘轮子的大型窑场,年产陶品四万余件。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洛南陶瓷业年产量已达十万件,成为该县陶瓷业的鼎盛时期。可惜到1946年前后各窑相继歇业。

  移民的迁入,也带来了商州银器、首饰加工业的兴盛,道光年间,有落籍商州城内的江西南昌府的邱姓移民,在州城内开设银匠炉。传至第三代时,生意扩大,正式取名“元吉楼”。邱氏擅于打制重量轻、体积小、工艺精细的花簪、鬏髻、耳坠、银铃、荷包锁、锁链及及童帽上的八宝、佛像等,花型皆以镊钳细心捏成,又要吹火进行焊接,所以细活饰品颇受远近乡绅、官宦人家妇女青睐。经邱家后人元吉、元启、元恒三兄弟苦心经营,不到十年,就在城内买得瓦房七十余间,田地三十余亩。同时还开设有多间铺面,经营典银放债。可惜到光绪十八九年,生意经营失败,“元吉楼”衰没。

  光绪二十年(1894),商州人张永吉从河南请来一位黄姓师傅,在城内东街开设“吉祥楼”首饰加工作坊。张永吉随师学艺,细心钻研,掌握技术后,便招收学徒,扩大经营。到民国十一年(1922),吉祥楼从业人员已增至7人,周转资金也成倍增加。民国十三年时,年收入银元千元以上。民国十四年(1925)冬,苦于繁重的苛捐杂税,只好歇业不干。原聘师徒流散后,又分头支持其它商人在城内开办了数家银楼。

  移民潮催生了商洛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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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手工业、采矿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贸易业的发展。明清时商洛的商品经济终于进入了比较成熟、发达的时期。其原因除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农业生产的显著提高和农副产品开发的日益丰富等主导因素之外,与其时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长江中游新兴的商业重镇——汉口的经济辐射,对陕南以至商洛无疑有着极大的影响。当时天下有号称“四聚”的大都会,北有京师,南有佛山,东有苏州,西则汉口。汉口是“北货南珍”、“吴商蜀客”的集聚之地,“人言杂五方,商贾富兼并”。当时商洛输出商品通过丹江、甲水等运入襄阳、汉口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主要有木材、纸张、生漆、桐油、药材、木耳、蚕丝、皮张、核桃、草绳等。由汉口入境的货物主要有大布、中布、洋布、洋线、红白糖、青红瓷器、南磁、苏木、蓝靛、火柴、明矾、石膏、煤油、竹布、西洋颜料、海盐等。

  商州龙驹寨“北通秦晋,南结吴楚”,“系水陆码头,路通楚豫两省,为五方杂沓之区”,此间已是陕南最大的商业市镇之一。东南的货物,沿长江入汉口,再由老河口逆丹江而上到龙驹寨。由此起旱,分别运往西安、甘肃、山西各地;商州又将西北各地所产的山货物产由龙驹寨顺江而入运至汉口,再行销到东南各省。据康熙四年(1665)所修的《续修商志》记载,明万历年间,龙驹寨已是“康忂数里,巨室千家,鸡鸣多末寝之人,年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联墙,千蹄接踵,熙熙攘攘”的商业名埠。明末兵燹,而顿成瓦砾。清乾隆后渐渐恢复。至同、光时,益臻繁盛,厘金岁收收入为全陕之冠,每天上交州衙地方税纹银达五十两之多,为当时陕西四大商业名镇(龙驹寨、白河、凤翔、潼关)之首。道光时,仅寨镇每年商税、杂税上解银课额竟达四千五百一十五两,远远超过了陕南汉中、兴安两府。光绪三十四年臧励和编的《陕西乡土地理教课书》(第一期)中说,每年来往于西安——龙驹寨间的骡马不下数万匹,寨镇上骡马店多达十八家之多。光绪时,仅征收1%的所谓厘金税岁额就高达十三万两,当日寨镇贸易之兴盛亦可想见。

  当龙驹寨盛时,商州城内的店铺生意也很兴旺。“逢源和”商号是清末山西籍大商人张梅霖开设的大商庄,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代,先后六十余载,以光绪年间最为昌盛,直至民国十年左右因子孙经营不善而始衰落。其先祖由山西垣曲初迁商州时以设摊修鞋为生,后积得三百緍铜钱才买得冀家杂货铺,由此起家,经后嗣张梅霖祖孙三代,通过放债、兼营珍贵药材和核桃仁、点心铺、中药铺、米粟行、当铺等,库银和房产才与日俱增。最兴盛时,分别在洛南、商南、山阳、商州设立县铺四家,在西安、荆紫关、龙驹寨、山阳板岩、洛南保安等商洛境域内外重要市镇设立商栈七十二家。约定每月初五日各栈号要向县铺报帐,总号每月初十汇总帐务,报东家过目。每年腊月二十三,各县铺、乡栈都要将全年帐目、收入银两、山场地租及贵重物品、珍鲜野味等献贡给总号。张家还用三年时间在城内东背街建造一院五进五楹的四合院,以方砖铺地,青石台阶,屋脊为透花土陶,置有五脊六兽,大门外竖有上马石、拴马桩,建筑除主人、妇女、佣仆住房外,园中还建有花园、鱼池、佛堂、乐楼、马厩、车库、轿库等。民国初年,逢源合还组建有演唱汉剧二簧的“易俗社”戏班,演职人员约有四十余人,逢年过节、生丧嫁娶以及宴请宾客以供自乐自用。

  嘉庆二十五年建集的洛南县石门镇,到光绪年间已拥有商号三十多家。其中山西、渭南、华阴、朝邑等富商即占十一家。同治间,经营山货特产的著名商行就有“正兴和”、“同庆合”、“同泰协”等数家。钱庄也有十多家,以“新成清”规模为最大,资本雄厚,从业人员达二十多名。镇街开设的药铺有“广盛源”、“羲和生”、“德顺隆”、“新顺成”等。其次,经营粮油、酿酒、染坊、银炉、副食、百货等店铺遍布街面。较大的骡马店有“天顺名”、“得胜店”、“应合店”等。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红白糖、食盐、棉花、布匹、土布、火纸、铁锅、农具等,总计价值约四十六万八千多元;输出的商品有白麻、生猪、牛羊、烧酒、桃仁、中药材及木材等,年汇入银元约五十多万元。

  柞水县的凤凰镇、两河桥、丁家街、九间房、红岩寺、谢家街、雪花街、椒家坪等农村集镇甚或也出现了“南北货物交换日盛,骡帮马帮日入日出无数”交易繁忙的景象。柞水凤凰镇的孟氏家族,世居东鲁,永乐年间迁至山西平阳府太谷县。明代晚期后裔中有名孟高迁者贸易于陕西商州,遂留两个儿子于商州。高迁弟高陛贸易于四川,后又游业于陕西镇安,居于东乡社川河孟家村,业于农桑而外,在凤凰镇开设“长发祥”商号,百货运进,山货运出,常年有马帮骡队往返于西安、镇安之间,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商号。出自古代柔然部落后裔的山西人茹含林,于清咸丰十年(1860),由山阳县南宽坪再迁至柞水凤凰镇。初以染布、烧酒、制作鞭炮为业,资本攒足后收购了街上由江南移民康氏于明嘉庆年间开办的“永盛和”商铺,创办“茹聚兴”药铺。其三子先炎、先海、先润,利用秦岭山中特产的熊、鹿、蛇等珍稀动物资源和中草药材,通过精心培植和加工炮制,制成传统中药的膏、丹、丸、散剂型,以诚信接待远近顾客,童叟无欺,遂使“茹聚兴”药铺名声大震。迄今该药铺古色古香的商铺建筑,仍然耸立在凤镇街上,其门脸上工艺精湛的群雕,常常招来游客驻足观赏,久久不忍离去。清代道光年间,祖籍湖北江夏县的熊定兴,举家迁徙至镇安县柴家坪。定居之初,熊定兴仅有一串铜钱的本钱,以卖水烟为生。日后生意由小做大,开始转业山货土产经营。再随后又购置木船,利用乾祐河与汉江的水道,将在镇安收购的生漆、桐油、木油、生丝、火纸、皮纸、核桃、木耳等,用船运至汉口销售。回船时又从汉口购进食盐、食糖、水烟、瓷器等日用百货,在镇、柞、旬阳一带销售,生意遂做得风生水起,家势渐裕。传至第三代孙熊治熙时,其家族已成为镇安县首屈一指的大财东。经营的店铺发展至20多处,拥有运输船只13艘,骡马14匹,田地达19,000多亩。另据《孝义厅志》载,在秦岭腹地的柞水境内,其时“商贾负重入山,无虞失站,沿途皆可投宿,虽无盘川,亦供饭食”。可见山民当初已开始摆脱了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的束缚,商人地位的提高,亦可见秦岭山区人民的朴实和厚道。

  总之,清代前期大批移民再次进入商洛广大山地,对这一广袤地区经济开发的广度和深度,无疑都超过了明代。严云峰在《全秦形势论》中即说:“今商山一带自乾隆以来,开辟殆尽,在在有路,可通长安,固不独武关一处也”。从而可以说明由商於古道伸延出去的丹江交通网,对于前清商洛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扩展,客观上也促使愈来愈多不同阶层的人加入到其中,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地区之间的相对孤立和封闭状况,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另一个方面,商业资本的进入,加速了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农经济成分的分化,又使大量的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料开始向少数工商业家集中,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社会基础条件。以上便是明清商洛大移民现象告诉给我们的真实历史。

标签: 明清 移民 商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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